藏密各派,最先建立政教合一制度的是萨迦派。萨迦派地方政权从公元1272年建立起,至1349年为止,共统治西藏七十余年。
西藏密宗后弘期开始后,一些密教的祖师,因为学识和声望,受到地方首领和群众的信奉,信徒捐献了大量的田地、人户、牲畜、财物作为供养,成为寺院的寺属庄园(亦译香火庄)。这使得一部分教派的主要寺院逐渐成为拥有土地、牲畜、农牧民户等生产资料的领主。随着寺庙的经济的发展,担任寺主的喇嘛祖师的亲属、以及为他们办事的人员,演变成贵族、行政官员,在贵族和行政官员之下,出现了——协本(管理庄园属民的人员)、仲译(文书)、涅巴(管事)等低一级的官吏。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寺属庄园,还自行建立了法庭、监狱、不脱离生产的地方军队等,以适应管理地方政务的需要。寺属庄园,把——“宗教首领”和“地方官员”的职能结合起来,成为“政教合一”势力。由于吐蕃王朝已经土崩瓦解,西藏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管理,这些逐渐发展起来的寺属庄园,各自为政,形成了以寺院为中心的星罗棋布的大小“独立王国”。这些“独立王国”在相互吞并发展中,逐渐形成几个大的宗派,如萨迦派、噶玛噶举派、帕竹噶举派、止贡噶举派、蔡巴噶举派等,由于这几派的势力相差不大,哪一派也没有统一西藏的能力。
公元12世纪末叶,蒙古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兴起,用武力征服了祖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并逐渐攻取了西夏的境土。西藏的密教各派,纷纷归顺蒙古,于是西藏加入祖国的大家庭中。公元1253年忽必烈召见萨迦派的第五祖八思巴,两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人交情。
八思巴是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的弟弟——桑察•索南坚赞的儿子。为了繁衍后代继承祖业,索南坚赞先后娶了五位妻子,八思巴是他的长子,生于公元1235年,据说年幼时就很聪明,萨迦班智达死后,八思巴成为萨迦寺的法台,成为萨迦派的第五祖。
1260年,蒙古皇帝蒙哥汗去世,皇族的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争夺皇位,最终忽必烈登上了皇帝位。由于萨迦派一直支持忽必烈,于是忽必烈继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至元元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监管总制院,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并兼管西藏的地方政务。于是,密宗萨迦派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在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八思巴也成为元朝中央政权下的一名高级官员。对此,藏密各派虽不以为然,但是因为惧怕蒙古的势力,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臣服。1270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赐号“大宝法王”。
据《新红史》等藏文史料记载:公元1280年,八思巴的大侍从和本钦贡噶桑波(本钦,协助八思巴管理政务的长官)因为争权不和,侍从一再挑拨八思巴和本钦之间关系,甚至假冒八思巴的名义向元朝皇帝忽必烈奏报本钦的罪过,于是忽必烈派军队来藏查办。当军队快要到西藏时,侍从害怕自己的谎言会被揭穿,于是在八思巴的饭食中下毒,八思巴中毒而死,终年46岁。
八思巴去世以后,由他的侄子达玛巴拉执掌政权。此后,发生了“止贡寺庙之乱”,这是萨迦派统治西藏期间发生的最大一次战乱,也是西藏历史上一次著名事变。萨迦派与止贡噶举派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在元朝统一西藏时,密教的各派中止贡派的势力最大;但是,止贡派在蒙古皇室中寻求靠山时,却找错了人。萨迦派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支持下,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凌驾于教派之上。但是,止贡噶举派并不甘心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据《汉藏史集》的记载:公元1285年,萨迦派与止贡噶举派因为矛盾,引发冲突,双方互有伤亡。129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出兵协助萨迦派攻打止贡派,将止贡替寺的大殿纵火烧毁,僧俗被杀的人数总计达一万余人。止贡派的许多属民和领地被萨迦派占有。止贡噶举派被后,止贡寺的主要喇嘛逃到工布住了三年。后来忽必烈为了平息萨迦派和止贡派之间的冲突,赐给止贡派大量物品作为补偿,将西藏的一个万户府的民户赐止贡派管理,并下令修复止贡寺。
达玛巴拉死后,他的弟弟桑波贝出任萨迦派的掌门。桑波贝前后共娶了七个妻子,桑波贝死后,桑波贝与不同的妻子所生的四个儿子,分别统治四个地区,由于势力不相上下,各方都尽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和财富,明争暗斗,由此引起整个西藏的动荡不安。
元朝中最特殊的一项便是放纵西藏的喇嘛,史书中称之为“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人民的灾难之一。元朝,西藏密宗和元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自八思巴于1270年受封帝师起,直至元朝灭亡,元代历朝皇帝都封有帝师。在藏汉文史藉中提及的帝师就有10余人。元代帝师地位崇高,百官上朝,排班列队,而帝师得在皇帝座位的边隅,设有专座,朝廷对帝师的敬礼和尊信,无所不用其极,“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除八思巴以外,任帝师的有:
1、仁钦坚赞(旧译亦邻真,公元1238~1279年),八思巴异母弟,1276~1279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2、达玛巴拉(旧译答儿麻八刺刺吉塔,1268~1287年),八思巴弟恰那多吉之子,1281~1286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3、意希仁钦(旧译亦摄思连真,1249~1295年),八思巴,1286~1291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4、扎巴俄色(旧译乞刺斯八斡节儿,1246~1303年),八思巴侍从,1291~1303年任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5、仁钦坚赞(旧译辇真监藏,1257~1305年),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之弟,1303~1305年任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6、桑结贝(1267~1314年),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之侄,曾任萨迦寺住持,1305~1314年任元成宗完泽笃、元武宗曲律、元仁宗普颜笃的帝师。
7、贡噶罗追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1299~1327年),八思巴侄孙,1315~1327年任元仁宗普颜笃、元英宗格坚、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9、贡噶雷必迥乃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1308~1341年),八思巴侄孙,1328~1329年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10、仁钦扎西(旧译辇真吃刺失思),1329年起任帝师,《元史•释老传》所列帝师至此为止。藏文史籍未见记载,可能是临时摄理,到1332年卸任。
11、贡噶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儿监藏班藏卜,1310~1358年),八思巴侄孙,1333~1358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帝师。
12、喇钦索南罗追(1332~1362年),八思巴侄曾孙,汉文史籍未见记载,《萨迦世系史》记他曾任帝师。
“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十二月甲子……命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诣西番受具足戒,赐金千三百五十两、银四千五十两、币帛万匹、钞五十万贯。”
至于给大喇嘛“活佛”的滥赏,数目之巨,骇人心目。仅忽必烈对八思巴一人的赏赐,就令当时的大臣感慨:“国家财赋,半入西蕃。”朝廷为帝师的花费,如受戒奉献、佛事开支等,数额既大,名目也很繁多。除帝师外,西藏密宗的喇嘛受到元朝皇室的尊崇不计其数。他们或被皇子、宗王奉为上师,或在朝廷为官,或接受各种封赠。“(帝师)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元朝大德年间,藏地每年平均有千名僧人来内地,其中除一些奉召为帝王宗室做佛事外,不少人是来中原和江南贩运货物求财的。他们往返的巨额费用不仅元政府要“报销”,连交通工具都是元朝政府全程提供。由于贩运货物数目巨大,每年都累死驿马无数。为此,元朝的汉臣痛心疾首地讲:“佛以清净为本,而僧徒贪慕货利,一事所需,金帛无算。生民脂膏,纵其所欲。(此辈)又复畜养妻子,行不修法,适足以亵慢天神。比来佛事愈烦,累朝享国不永。”
元朝皇帝极度尊崇喇嘛教,如元成宗完泽笃时,宣政院曾经草拟圣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由于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极力反对,才使这道圣旨未能发出。但在藏文史籍《红史》中,却明白地载有这一规定。
如八思巴的杨琏真加,曾任江南释教总统,将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编为寺院的农奴。他任职期间,在元世祖默许下,发掘南宋诸帝陵寝,穷刨深掘后,盗尽南宋陵墓内的珍宝,然后把诸帝尸骨混在一起,又杂置牛马枯骨埋于地下,上筑一塔,名曰镇南塔。而且,藏密习俗,“得帝王骷髅,可以厌胜致富”,所以,南宋诸帝的头盖骨,均被杨“总统”挖出镶金嵌银当成洁器和酒器。在杭州任上,杨琏真加“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十有一、杂宝贝五十有二、大珠五十两、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这些“罪状”,只是他贪渎的很小一部分,“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对此,元廷的处理也只是“籍其妻孥田亩”,抄家了事,没过多久就把杨琏真加放了。现在,杭州灵隐寺内那些山上不伦不类的石佛像,皆是当年他的杰作。
元代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喇嘛公开地蓄妓纳妾。如《元史•星吉传》载:“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宠横甚,数以事凌轹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乐十有八人。”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如“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曾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这当然是元代统治者崇信藏密,纵容番僧的结果。
公元1349年,帕竹噶举派的朗氏家族的绛曲坚赞,利用萨迦政权内部矛盾,推翻了萨迦派政权。绛曲坚赞掌握了西藏的统治权以后,继续拥护和执行元朝皇帝的法度,元顺帝赐给他大司徒的名号、诏书及玉印等,于是开始了帕竹噶举派对西藏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