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生，藏传佛教尊称他为洛本仁波切（轨范师宝）、咕汝仁波切（师尊宝）、乌金仁波切（乌仗那宝），通称“贝玛迥乃”，“贝玛”一作“白玛”，意思是“莲花”，“迥乃”是“生”，所以汉译名就是“莲花生”。他是古天竺（印度）乌仗那国人（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地区），这个国家自古就巫术盛行，国人以擅长咒语法术闻名，出了很多有名的咒师，也就是大巫师，莲花生就是其中之一，故以“神通”闻名。
根据尕藏加先生《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一书的介绍，莲花生是乌仗那国国王恩章布第的太子，恩章布第本身就是一位在家密教大师，所以莲花生在藏地文献中又被称为“乌坚?白玛炯乃”，意思是乌仗那的莲花生。莲花生先后跟随很多印度佛教密宗大师修习佛教密宗，比较有名的是一位叫寂色的阿闍黎，莲花生跟他修习事、行、瑜伽三部密法，并获得密宗法名“莲花生”。 莲花生在印度求法期间，主要在当时印度的密教续部的中心地萨护罗修学密法，活跃于那烂陀寺等佛教密宗中心，他博学众家之长，成为一名瑜伽行派的密教大师，为印度佛吉祥智的四个征得现法涅槃的弟子之一，在当时的印度佛教界赫赫有名。特别是他在吉祥狮子前修习密宗“大圆满法”，并获得此法的传承。后来“大圆满法”传入吐蕃，被藏传佛教宁玛派奉为最高大法，在藏地得到发扬光大（这东西实际上并非真正的佛法，这个下面还会说到）。
莲花生本来和寂护同在那烂陀寺修行，曾娶了寂护的妹妹为妻，所以他和寂护有亲戚。传说他应邀入藏的时候，一路降妖除魔，过关斩将，均战无不胜。据王森先生分析，其实这都是当时的苯波教徒听说莲花生要入藏，前去阻挠，和他斗法，可他们那套法术和莲花生相比，是真正的小巫见大巫，统统失败。所以他到了吐蕃以后，很快立住脚，受到赤松德赞的隆重礼遇。
莲花生不仅到吐蕃传授佛学，还传授降妖除魔的咒语法术，莲花生搞的这部分东西，大约就是被后来的密教称为“杂密”的玩意儿，比如现在还能知道的什么“幻术”、“式神术”、“降神术”、“召唤术”、“傀儡术”等等，都是一些巫术魔法。所以，在藏地佛教文献中，关于莲花生降妖除魔的故事多不胜举，流传很广，远远多于他讲授佛法的故事。
莲花生在和苯教斗法的同时，也发现了苯教的很多长处，所以在他所创的佛教密宗里，将苯教的许多自然神灵接纳进来宣布为佛教的护法神，还仿效苯教的驱鬼摄魔、祭祀神灵的宗教仪式，并把它吸收到密宗仪式中去。而苯教也大量吸收佛教的理论和仪式进行自我完善，因而后来的苯教也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所以佛教和苯教看上去水火不容，斗得你死我活，其实二者是在斗争中相互吸收、完善、发展，后来又趋于融合。
莲花生在吐蕃期间，受到赞普的礼遇，获得了崇高地位。在他的力主之下，749年，寂护再度被邀请到吐蕃，和莲花生成了一对绝佳搭档，基本上属于“一文一武”， 寂护主要宣讲中观、律学等佛教基本理论；而莲花生则以擅长的咒法显示神通，调伏苯波教的诸多凶神，同时向吐蕃臣民传授佛教密法。自然而然，二人在吐蕃混得风生水起、左右逢源。
寂护终于实现了吐蕃弘法的夙愿，他主持了第一座建有僧伽组织的桑耶寺尊基仪式并担任了第一任主持，讲授大乘普度众生的哲学，仿效印度开创讲辩之风；又为7名贵族子弟剃度出家，史称“七觉士”。吐蕃也以桑耶寺为大本营，开始对佛教文化的全面吸收。寺内建立了译场，一方面派吐蕃青年人留学印度，学习翻译；一方面迎请外地学者译师大规模翻译佛经。后来印度的佛学大师无垢友等相继入吐蕃，一时间桑耶寺内高僧云集，名家辈出，成为吐蕃的佛教中心。
不过寂护的结局不是太好，762年在埕蕃九层宫的下殿被马踢伤了头部，我们现在常说某人糊涂缺弦是“脑袋被驴踢了”，而这位智慧过人的佛学大师是实实在在地脑袋被马踢了，并因此重伤而死，属于非正常死亡。
后世藏传佛教不仅尊称寂护为“大堪布”，而且被奉为藏传佛教戒律和显宗理论的鼻祖，在藏传佛教显宗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由于后来继承藏传佛教的主流宁玛派主要推崇密教，将显教放在次要地位，所以给莲花生写了450多部传记，而寂护却一本都没有，我们现在要知道这位大师的一些事儿，只能从一些藏传佛教文献里零零碎碎地拼凑了。
赤松德赞在位时期，佛教虽然取得了正统地位，但是与苯波教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激烈，二者势同水火，争执不下。特别蛋疼的是，当时一些佛教徒和苯教徒同住在一些寺庙里，佛教不许杀生，而苯教举行仪式要杀很多牲畜做祭品，经常弄得寺里尸横遍地、血流成渠，因为这个，佛、苯双方经常激烈冲突。
后来有一回，吐蕃在査玛措莫古建立佛法会址，并任命巴塞囊为法会僧官，进一步提升佛教的地位。这时候苯教徒和一些崇苯的贵族大臣不高兴了，一齐找赞普抗议说：“勿行佛教，当行苯教！”
寂护听说这事，立刻针锋相对：“一国之内若行两种宗教，这种情况真是坏透了。我们应该辩论一番，如果你们获胜，我就离开吐蕃，你们可以发展苯教；如果佛教获胜，则应废弃苯教而弘扬佛教！”
双方背后各有一帮贵族大臣支持，你争我斗，闹得不可开交。为此，赤松德赞颁布了一道命令，让佛教和苯波教举行一场辩论法会，所谓的“斗法”，胜的一方继续弘扬，败的一方要被废禁。
公元759年，佛教和苯波教在墨竹苏浦地方（一说是在敦喀尔）的江布园宫室（一作“苏培宫红甫园”）前举行了辩论会，双方各派出精兵强将参加辩论，佛教的一方的主辩手是寂护、莲花生、无垢友（毗玛拉米扎）等牛人，苯教方面的主辩手是香日乌仅、塘纳苯波、黎希达仍等苯教大佬。
经过激烈的较量，苯教的长处是“变幻能力高”，就是精通法术；而佛教的长处是“善辩”，各有优势，不分伯仲，最后只能由赞普来做最终裁决。而在此之前佛教耍了小聪明，给赤松德赞打小报告说“苯教要夺赞普王权”；同时，也该苯教倒霉，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彭域地区的浪荡苯教徒在一次送葬仪式上，不知道使用了什么妖术邪法，把为死者唱葬歌的人都变成了“损耗鬼”，这个也被崇佛的一方当成苯教的恶行告发到赞普那里，赤松德赞相信了，所以在裁决时偏向佛教，判定苯教输了。
在辩论上苯教不如佛教，这个很好理解，佛教的典籍丰博，哲理深厚、理论完备，逻辑严密，思辨性和说服力都很强，辩论是一绝，恐怕任何宗教都无法与之抗衡，《贤者喜宴》的评价就是：“佛教起源高尚，辩论之理由深广有力，论诤出色，智慧敏锐，不可战胜”，这并非过誉之词，在与其它教派的辩论中，佛教从不吃亏，比如在中土佛教和道教就曾发生过多次辩论，都以道教的失败而告终。苯波教和道教的情况有些类似，再加上赞普的偏向，失败自是情理之中。
据说当时苯教也知道自己的理论不行，所以就挖了一些佛教经典来改头换面当成苯教经典，以增强本门的理论基础。这事儿被佛教徒给举报了，赤松德赞大怒，严令打击这种无耻的盗版行为，凡是改造佛经为苯经的一律处死。
苯教在辩论上失败了，在法术上大概是赢了，在他们心目中双方至少应该是平手，而赞普判定佛教一方获胜，是因为听信了佛教徒们散布的谣言，所以严重不服，编造了个谚语说：“佛僧的嘴比凿子还锋利，藏王的耳朵比丝绸还薄”，讽刺赞普听信谗言、判决不公。
可不管怎么样，苯波教是被判定输了，于是赞普下令灭苯，把苯波教的僧侣流放到了阿里的象雄，苯教徒要么弃苯归佛，要么当普通的纳税百姓，如果不听的一律流放，一些苯教徒因此远走他乡；把苯波教的典籍都收集起来，一部分烧毁或抛入水中，一部分压在了桑耶寺的一座黑塔下面；禁止苯波教的一切活动和仪式，只允许信仰佛教。不过保留了苯教的祈祷吉祥、禳解、火葬、烧烟祭天焚魔等项目，后来佛教徒一看赞普喜欢这个，就拿来改造了一番纳入佛教里予以保留利用，就不再是苯教专擅的东西了——这算是一次“灭苯运动”，苯波教被从“国教”的宝座上扯了下来，退出了吐蕃中心地区，弄得焦头烂额，好长时间在吐蕃抬不起头来，据《嘉言宝库》的记载，后来的苯教把这一时期称为“灭法期”。
七、兴建桑耶寺
这次辩论，决定了佛教和苯波教在吐蕃的命运，在寂护、莲花生二人的帮助下，赤松德赞的崇佛措施得以广泛施行，佛教取代苯波教成为了吐蕃的国教。赤松德赞下令：吐蕃全国必须信奉佛教，又亲自和贵族大臣盟誓，永不背叛佛教。同时为赞普子孙、贵族子弟指定一名僧人学习佛法；把以前被丢弃在芒域的释迦牟尼佛像迎请回来，这次容易了，只派了一名骑士抱着佛像就运回来了，安放在小昭寺内供奉；强制一部分贵族官宦弟子出家为僧，比如最早出家的“七觉士”都是出身贵族.
然后，赤松德赞就想为佛教修建一个活动基地，他邀请了汉、藏、印度等地的著名建筑师进行了精心地规划设计，确定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
但是，规模如此巨大的佛教寺院不是一般工程，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比如前面说到的恩兰?达扎路恭（马重英）就是因为反对兴建桑耶寺被流放的。
赤松德赞召集大臣商议怎么才能使这个计划得以实施。
老桂氏说：“国王陛下，如果不想个合适的办法，一旦吐蕃属民们以‘不可奉佛’为理由反对，那么咱们已经决定的事情照样没法完成。因此，为臣建议，应该提出一些方案，让他们从中选择。”
经过一番密谋之后，赤松德赞召集了吐蕃所有的贵族大臣和属民训话：“世间以吐蕃大王为大，而在吐蕃大王中比我伟大的以前还没有过。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建立什么功绩，所以现在应该做一番大事业。你们这些聪明的吐蕃属民说，是不是这样？”
“惯托儿”大臣老桂氏出来说：“国王的谕旨比魔严，法律的山峰比天高。您无论要做什么功业，请直接降旨，我们都服从。”
赤松德赞就说：“我是建造一座能望到汉地舅氏长安城的大高楼呢？还是建造一座象东山一样高的水晶塔呢？还是用金块填满哇隆的深谷呢？还是把亥波山用铜皮包起来打上铆钉呢？还是建一条铜管隧道把藏布江的引流出来呢？还是在嘎秋塘那里挖一眼九百九十一庹深的井呢？还是建造一座我心目中的寺院呢？上面这些工程，我该做哪一个？你们自己选择吧！”
众臣民一听，这些简直都不是人能做到的事儿，无论选哪一种都不好完成，怎么搞？一个个心里害怕得要命，都看着老桂氏。
桂氏这时候又出来打圆场，说：“国王陛下，那么高的大楼是没法建起来的，就是建起来了以后也不好拆啊。要建那么大的水晶塔，需要巨大的水晶块，也不好找，所以也没法弄；哇隆山谷深不见底，别说是用金块了，就是用砂石也不能填满；象勺子形的亥波山显然也没办法用铜抱起来；藏布江冬天水少的时候可以用隧道引流，可是一到夏季涨水，什么隧道都会被冲垮；至于在嘎秋塘那里挖井，大家都知道那里地势低洼，挖不到一庹深就会水泉喷涌，又怎么能挖下去九百九十一庹深呢？所以为臣建议，还是建佛寺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合适的选择呢？”
老桂氏这么一说，众臣民都齐声附和，表示愿意选择建寺庙，赤松德赞心里暗暗高兴。
事情确定之后，赤松德赞就和莲花生、巴塞囊、聂东斯等人去勘察地形，确定修建佛寺的地址（一说是专门从汉地请来的占卜者查勘的），具体地点就选在赤德祖赞修建的冬宫附近的亥波山下（一译作“哈布山”。今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雅鲁藏布江北岸桑耶乡），这里也是赤松德赞的出生地。
莲花生善于堪舆法术，他看到这里长着带白刺的灌木、白药草和灰白色香草，又看了四周的形势，说：“这里东山象国王坐于宝座之上，亥波山如同穿着白绸衣的王妃，黑山象钉下的铁橛，梅亚这个地方形状象骡子饮水，总之桑耶这个地方各种征兆都非常好，地势犹如盛满藏红花的铜盆，所以在这里建寺庙非常合适。”然后他用手杖在地上画了个图形，说：“要先建好外围，建一个状如马栅栏的围墙把基址围起来。”
众人问这围墙到底要建多大？赤松德赞说：“我射一箭，就按照箭飞出去的距离范围建围墙。”
众人大惊，因为赤松德赞力气很大，他善于使用强弓，射箭的距离要比普通的弓箭远三倍，那么这个范围就太大了，工程也就太大了，实在不好搞，又不敢反对，就一齐说：“可以这么办，但是赞普用的箭要我们来选择。”
赤松德赞同意了。这帮子大臣就在箭上做了手脚，往箭杆里灌水银让它变重。赤松德赞用这支箭射出去，果然没有象预计的飞得那么远，虽然如此，距离也是普通箭程的两倍半。
赤松德赞察觉了箭被手下大臣做了手脚，叹口气说：“吐蕃之福德也就只有所射箭程这么远了。”
之后开始破土动工，由赞普亲自用黄金铲破土奠基，他亲手挖了三铲子，然后又让自己的子孙依次挖掘，当挖到四肘深的时候，开始献祭，献上白米和青稞，结果下面就没了巨石和乱石，而且在地表上生出了一朵水白荷花，这无疑是个祥瑞的征兆。
寂护非常高兴，一边为赞普摸顶，一边说：“帕拉帕拉，斯蒂斯蒂！”
译师告诉赤松德赞说：“上师说的是‘好啊好啊，成功了成功了’！”
寂护为了镇压邪魔，又亲手在基址上钉下了四根橛子，这样奠基仪式顺利完成。
赤松德赞也觉得这个工程太大了，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才能建成，他担心自己活不到寺庙建成的那一天，把自己的想法给莲花生说了。莲花生说可以让赞普提前看到寺庙建成之后的样子，然后就作起法来，张开手掌，在他手心里现出了一座规模宏大、壮丽的寺庙图形。
赤松德赞见了，忍不住惊叹起来：“桑耶！”（“出乎意料啊！”）——所以，后来这寺庙建成之后就叫“桑耶寺”。
这是吐蕃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桑耶寺从兔年开始动工兴建，到下一个兔年完工，前后用时达12年才算彻底完成。建寺的具体时间各书记载不一，根据《贤者喜宴》的说法是兔年（763年）奠基，到下一个兔年（774年）竣工；《布敦佛教史》说阴火兔年（787年）奠基，阴土兔年（799年）竣工；法尊法师认为应是762——766年修建桑耶寺；王森先生认为是大约于779年建成。
桑耶寺共占地约11万平方米，平面为椭圆形，按佛经中的世界构造进行了布局，整体磅礴大气，宏伟壮观，其核心建筑乌策大殿位于桑耶寺寺的中央位置，象徵着宇宙中心。各种宫殿、佛塔林立，结构复杂。据说有塑像七十八尊，佛教图画十四幅，柱子一千零二根，大门三十六扇，小门四十二扇，墙角大梯六个，大钟八个，大草坪三处。因为这座寺庙是由汉、吐蕃、印度三方面的工程师设计建造，因此也就具有这三地的风格，比如主建筑乌孜大殿，占地约6000平米，共三层，从底部依次是藏式、汉式、印度式三种建筑风格，所以桑耶寺也叫“三样寺”。《贤者喜宴》里花了很大篇幅介绍当时桑耶寺的规模和各种建筑情况，评价说“此寺系一难以想像之建筑，此世间无以伦比之寺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桑耶寺建成后，这里成为吐蕃佛教的中心和活动的大本营；十一世纪后，成为“宁玛派”的根本道场之一。
之后又翻译了很多佛经，制订了佛教大法，立了兴佛盟誓碑，这两样都是具有法律性质的，如果吐蕃人不遵守就是违法。对于僧人划分等级，按期提供一切所需；对佛寺拨给属民负责供养，比如桑耶寺就由二百户属民供养。还制定了“三户养僧”制度，就是一名僧人给配三户属民负责供养他们。这一系列崇佛举措，最终完成了佛教立足吐蕃本土的使命，并兴盛起来，从而拉开了藏传佛教形成的序幕。所以说，佛教在吐蕃的真正兴盛，是从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也就是吐蕃国王赤松德赞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是藏传佛教形成的开端。
八、顿渐之争
可是，佛门内部也不清净，“顿入派”和“渐入派”很快因为观点的不同打了起来，后来越闹越大，爆发了藏传佛教史上著名的“顿渐之争”。
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传播的中原佛教主要是禅宗一派，禅宗被认为是典型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在宗派林立的佛教内部，禅宗独树一帜，有着特殊的教义和修行方式，讲求“顿悟见性”，所谓“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所以，禅宗不注重经典的学习，而追求内心的顿悟，这与天竺正宗佛教的修行方式大相径庭，却因为它没有什么玄学术语，简洁明了，易学易懂，受到了很多佛教信徒的青睐，包括赤松德赞的王妃莫卢氏也修禅宗，所以在吐蕃也得以广泛传播。顿入派有位著名的禅师叫摩诃衍那（一译“玛哈雅纳”，或称“摩诃衍”），“摩诃”在藏语里是“大”，“衍那”的意思是“乘”，所以汉名就是“大乘和尚”，敦煌藏文文书中又称“堪布摩诃衍”或“禅定堪布摩诃衍”。他原属于北宗，他后来也兼修南宗，所以他的思想是兼有南北二宗，佛法高深，他原来在敦煌传道，却名声远播到吐蕃。
公元781年左右吐蕃占领沙洲的时候，赤松德赞就下诏大乘和尚到吐蕃传教，影响广大深远，与印度佛教并驾齐驱。因为这派讲求“顿悟”，所以被称为“顿入派”，简称“顿门”。当然，这个“顿悟”也不是随便得来的，需要经过一番苦学苦修，然后在某个偶然的机会，或受到什么意外刺激，就会突然突破，就象捅破窗户纸一样，豁然贯通悟道成佛，称为“开悟”，所以大乘和尚说：“善者转为善趣，恶者转为恶趣。迨破除身语一切善恶意念之后，则顿时可入无念境界”，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宋代很有名的柴陵郁禅师（亦称茶陵郁禅师），学佛多少年，都没有什么进境，有一次骑驴过桥，不小心从驴背上摔了下来，看到河里水清鱼现，顿时开悟，写了一首著名的《悟道诗》：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
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表示这位已经悟道成佛了。摔跟头能摔出个佛来，这就是顿门所追求的结果。
寂护被马踢死后，由他的弟子拔?贝央继承了桑耶寺主持，传播印度佛教，他们讲求精研经法，努力长久地苦修，渐入最高境界，然后得道成佛，所以被称为“渐入派”，简称“渐门”。
顿门和渐门为了争信徒和地盘，双方就发生了矛盾，开始是指责对方的理论不靠谱，后来就互相对骂，说对方是“异端邪说”，势同水火，互不相让。但是在争论中渐门老是吃亏，势力、地盘被侵夺得厉害，桑耶寺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香火供应一度中断，并导致刚刚建立起来的僧伽组织分裂。贝央的辩论才能不如大乘和尚，知道自己这一派缺乏领军人物，就给赤松德赞提建议，到印度请来了寂护的直传弟子，一位佛教上有名的人物噶玛拉锡拉（或写作“嘎玛拉希拉”），汉译“莲花戒”，他深得寂护中观宗学说的精髓，以弘扬和注解寂护的著作闻名。
莲花戒来到吐蕃之后，渐门、顿门的争端更加激烈，双方从792年一直闹到794年，三年间进行了无数次的辩论和勾心斗角，最后闹得不可收拾了，只好再次由赤松德赞出面，召集双方在桑耶寺“华山论剑”，进行辩论决赛。
顿门与渐门的这场辩论是大乘和尚要求的。因为开始渐门的印度婆罗门僧人向赤松德赞告状说：“汉僧所教顿悟禅宗，并非金口所说，请即废。”就是说顿门的教法不是佛祖亲传，是异端邪说，请赞普予以废止。
大乘和尚听说了，就说：“我请求和小乘（即渐门的婆罗门僧）议论，商榷是非。”大概渐门不敢接招，大乘和尚就再次上疏请求：“伏请圣上于婆罗门僧责其向目，对相诘难，校勘经义，须有指归。少似差违，便请停废。”意思就是说请赞普下令，就婆罗门僧（渐门）以前指责顿门的那些题目，我们面对面地辩论一番，同时校勘佛经经义，都要有正确的解释。如果哪方与经义不同，就请停止废除。
赤松德赞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说：“俞！”意思是“好吧”。
赞普同意双方辩论，但并没有马上进行，双方都在积极做准备，历时将近一年，辩论才在桑耶寺举行。因为牵扯到教派的命运，辩论现场气氛超级紧张，双方很多人都带了武器，一旦辩论不成就要开打。赤松德赞听说了，大惊失色，立刻派出士兵收缴了在场人的武器，每人发给一个鲜花编的花环。
顿门一派的是大乘和尚和他的弟子居右首，渐门一派是莲花戒、贝央、巴赛囊等居左首，按照印度的习惯在中间放上鲜花，规定谁输了谁就要向对方献上鲜花。
对于争辩的内容，《贤者喜宴》里专门有一节《顿渐诤辩》予以记述，内容很复杂，主要围绕修佛法是“顿入”还是“渐入”的问题进行辩论，因为无关故事，所以我这里也懒得讲，大家感兴趣可以找这书来自己研究。总之是辩论很激烈，而且历时很长，顿门先赢后输，开始大乘和尚舌战群婆罗门僧，一度占据上风，但后来逐渐失势，据说是贝央最终驳倒了大乘和尚，“贝央言罢，顿门之人无能答辩，随即献花认输矣。”赤松德赞于是判定顿门失败，大乘和尚被迫返回沙州（今甘肃敦煌）。
而实际上对于这场辩论的结果，古书里有些不同的记载，大多数藏地佛教文献里都说是顿门被渐门驳倒，理屈词穷、无所应对而失败，但《顿悟大乘正理决》里记载，这场辩论实际上是顿门大胜，渐门一派“随言理屈，约义词穷”，赤松德赞个人却认为顿门的教法不适合在吐蕃传播，故判顿门失败。《娘氏教法源流》里也记载，辩论结束以后，赤松德赞也说：“（双方）于义无不相合，而于道的修习上，和尚之法为顿悟，是根器极高的头陀行者之法，对中等根器以下，则有害于十法行，是人心昏沉，不集资粮，中断他人的修习，亦使佛法灭绝，因此应中止。从今以后，要依龙树正见。”可见赤松德赞的论断里也并没有说是顿门还是渐门辩输了，只是说顿门佛法不适合在藏地传播，所以才判定它输了，这里面显然有偏向的成分。
有人会说这是顿门人的记载，自然会说自己是赢了而被不公正对待，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根据文献记载，顿门认为是渐门“眩惑大臣，谋结朋党”搞阴谋，故吐蕃的三十多名顿门僧人当场抗议：“若禅法不行，吾等请尽脱袈裟，委命沟壑！”说简单一点就是要以命相搏，维护本门教法。渐门一派的人当场被吓呆，“瞪目卷舌，破胆惊魂，顾影修墙，怀惭战股”；一些顿门僧人用残酷的自杀方式表示抗议，比如娘?夏弥把自己身上肉一块一块地切割下来而死；中原来的和尚梅果点燃了自己的头发，自焚而死；埃仁波切和尼雅切玛拉自己砸坏了生殖器而死；其他的顿门信徒纠集起来，拿着刀枪扬言要“杀尽全部渐门派之人，然后我等亦死于王宫之前！”后来被赤松德赞严令制止。如果顿门真的是被当场驳倒输了，应当是心服口服，为什么还要做出这么多过激行为？不符合常理和不符合佛理嘛。唯一的解释就是顿门在辩论中驳倒了渐门却被判输，才造成了顿门教徒的严重不服，才行为过激；而渐门一派人被吓倒，恐怕本身也是觉得赢得理亏而心虚。
总之吧，顿渐之争以渐门大胜而告终，顿门教法在吐蕃被终止传播，大乘和尚的典籍都被封存起来不许流传，赤松德赞下令：“未经赞普做施主之佛法不得修习”，而赞普做施主的佛法就是印度佛教的渐门，故印度佛教从此在吐蕃社会占居优势地位，中观宗成了吐蕃佛教的主流法门。不过，禅宗并没有因此失败而失去对吐蕃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中有一个被称为“宗门”的教派，实际上就是禅宗，一些文献中认为大乘和尚就属于宗门，后来玛尔巴大师（却吉洛追）开创的“噶举派”的很多理论与之相同或相似，可见禅宗理论对藏传佛教一直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参与顿渐之争的渐门的大佬们虽然获胜，却下场都不好。大乘和尚回沙洲之后，他的四名门徒心怀恼怒，赖在吐蕃不肯走，决心报复渐门的大佬，密谋行刺莲花戒。
在一个夜晚，四人潜入了莲花戒译经室睡觉的地方，其中一个大概会“大力金刚掌”之类的武功，在莲花戒腰部打了一掌，造成肾脏破裂，莲花戒因此丧命，《布顿佛教史》说：“和尚（指大乘和尚）之四名汉地刺客，伤害嘎玛拉希拉之肾部，遂将其杀死”，《贤者喜宴》载莲花戒是“被手按肾脏部位而死”，都是说这事儿；巴赛囊（益西旺波）听说莲花戒被杀，悲恸欲绝，绝食而死；贝央也于不久去世；毗卢遮那因为传播邪恶巫术被流放，渐门大佬们几乎全军覆没。
在赤松德赞时期，吐蕃也传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最主要的是所谓“密教”的传入。
莲花生和无垢友等密教高僧传入的所谓“密教”，他们在吐蕃传授的密宗和咒法（比如“大圆满法”）严格地讲大部分不属于佛学内容，里面就有男女“双修”和杀人祭祀作咒法的东西，故遭到了佛、苯双方的反对。特别是最有名莲花生，他不仅传讲咒术，还曾有传言他以“双修”为名与赤松德赞的妃子私通，这个说法不是全无根据，《王统世系明鉴》里就明确记载赤松德赞将自己的妃子喀青妃措嘉（《贤者喜宴》作“卡茜萨措杰”）作为授灌顶的供养而献给了莲花生。赤松德赞感谢这位高僧不送别的送女人，大家就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实际上就是送给莲花生作“双修”的“智慧女”。莲花生受到赤松德赞的礼遇，可能也与这个“双修”有关。
大家看看《庚申外史》卷上的记载，元代顺帝的时候，宣政院使哈麻给顺帝推荐了一位“西天僧”，实际上就是一位印度僧人，因为他善于“演揲儿之法”，《元史?哈麻传》里解释说：“演揲儿，华言‘大喜乐’也”；还有资政院使陇卜推荐的一个“西番僧”，应该是藏地僧人了，据《元史?哈麻传》说叫伽璘真，传授一种“秘密佛法”（就是“密宗佛法”），叫“秘密大喜乐禅定”，又叫“多修法”，《哈麻传》里解释说：“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这两个僧人不用问都是密教徒，他们就是用这些密宗法术帮助顺帝淫乱宫闱。顺帝对这两个僧人恩宠有加，照样送女人给他们当“供养”，封西天僧为司徒，“以四女为供养”；西番僧为大元国师，“以三女为供养”。蔡东藩在《元史演义》第五十六回里说：“伽璘真一团和气，蔼然可亲，入宫数日，宫娥彩女们，无不欢迎，是谓‘无量欢喜佛’。就是前次入宫的西番（当作‘天’）僧，也与他往来莫逆，联为知交。顺帝各赐他宫女三、四人，令供服役，称作‘供养’”，就是演绎这事儿，和赤松德赞的情况类似。赤松德赞也真是“虔诚”过度，心甘情愿地戴绿帽子，把自己妃子送个莲花生当“供养”。同时，莲花生那些咒术、仪规之类的，也明显不是佛教里原有的内容而是巫术。
总之，莲花生搞的这些东西，是为当时所不容的，当然，这里面也存在着显密之争的问题，下面会说到。莲花生在向赤松德赞传授了秘密滋生园满之三部经教之后，然后为他灌顶。众大臣很不高兴，说：“阿闍黎（指莲花生）先夺走了王妃，现在是要夺取政权了。”一齐起来向赤松德赞进谏，要求驱逐莲花生。
最终在众大臣的要求下，赤松德赞实在顶不住压力，不得不也把莲花生送回印度，一说是莲花生自己要求回去的，大概是发现势头不妙，继续呆下去没什么好处。赤松德赞发现手下人对莲花生意见很大，怕有人加害莲花生，派了很多人护送。
一些信奉苯教的大臣对莲花生恨之入骨，因为他把苯波教弄得太惨了，所以想趁他回国的时候在路上干掉他。他们派出了一个由十八名杀手组成的精英杀手团一路追踪，准备在芒域的东旁（地名。一说是达纳地区）的狭路上杀掉他。可没想到，在头天晚上，已经到达芒域的莲花生就感觉到了，对护送的人说：“明天，会有人来追杀我们。”要大家做好防御准备。
第二天，莲花生他们走到达纳的时候，那十八个杀手突然跳了出来，有的拉开弓箭，有的端着长枪，有的拔出刀剑，准备痛下杀手。
莲花生早有准备，所以是不慌不忙，一边念诵咒语一边做了一个捆绑的手势，那些人顿时手脚僵硬、张口结舌动弹不得，大概就是所谓的“定身法”；接着莲花生又做了个打击的手势，这些人都应声倒地，直挺挺地起不来，眼睁睁地看着莲花生一行安然离去。
莲花生离开吐蕃之后，先到了达罗毗荼洲（即《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达罗毗荼国”， 在今印度东南部），教化那里的国王皈依佛教；从摩羯陀请来三藏的亲教师多人，建立了毗陀、遏陀、苏陀三大寺。他在达罗毗荼洲弘扬佛教达十二年之久。但是对于他最后的去向却没有任何记载，成为佛学史上的一个大谜团，直到今天，无论是佛学界还是藏学界都无人能解开这个谜团，所以，可以说莲花生大师的最终结果是“下落不明”。另一位密教大师无垢友也是这种情况。
后来关于莲花生的传奇故事极多，据说关于他的传记故事书有450多部，19世纪末，西康藏族佛学家贡智云丹嘉措搜集整理出来的有80多部，里面都是一些具有神话传说色彩的有关莲花生的故事。大家想想，450多部书的故事，大概可以和世界第一长诗《格萨尔王传》有一拼了。这是因为后来藏传佛教的主干宁玛派过分推崇密教，因此把莲花生推到了金字塔的顶尖位置，所以关于他的纂述也就多不胜数。
还有一个是上面说的毗卢遮那（贝若咱那、贝若扎那、贝若遮那），他本是吐蕃最早出家的“七觉士”之一，跟着寂护受出家戒，法名是“遍照护”。15的时候，他被赤松德赞派到印度大菩提寺学习，他跟着熙日桑哈等人学会了“金刚乘密宗教法”的所谓“无上密乘大圆满心部”、“界部法门”等玩意儿，归来后，就开始传播这种“金刚乘密宗教法”。
而实际上，这也是那种善用咒语法术的密教，和莲花生、无垢友等人传授的是同类的东西，名称也大致相同，就是那种“大圆满法”。这种密教里面充满了各种离奇古怪的真言、咒语、法术和血腥恐怖的仪式，就是所谓“不可思议”的东西，上面说过，这就是一种很原始古老的黑暗巫术。它里面用活人献祭、作法的做法，看上去野蛮残忍，可也恰恰证明了它的原始性和古老性；至于“双修法”则是源于古老的生殖崇拜，由此演化出来一系列原始巫术和古老宗教，比如印度教的“性力派”即是，这些东西也渗入了佛法，发展成密教的“无上瑜伽之大乐行法”（即上面说的“演揲儿法”、“秘密大喜乐禅定”之类），大约就是兼修佛法的“性力派”的印度教徒塞入的玩意儿，被后来藏传佛教四大主流之一的宁玛派（红教）所全面继承，并为了增强其“合理合法”性，给予了各种佛学的解释，故意弄它个云山雾罩，现在看到的论述“双修”的藏密经典基本上都来源于此，要是不明白它里面的术语、隐喻，简直比天书都难懂，就是读懂了文字也不能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那叫一个“玄”，目的就是让外人搞不懂、弄不明白，“玄妙自知”，谁要是敢出来实打实地给它做一番解释，就有可能被指责是“谤佛”！总之是尽量地形而上之，把它融化进佛法里，所谓“本性金刚乘”；这种玩意儿在藏传佛教界就一直被指腐败淫乱，所以后来宗喀巴大师深谙其弊，在创立黄教“格鲁派”后，就把这些“密法”统统革除，由此也可以知道它本来就与佛法无关。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这种“金刚乘密教”的创始人之一，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老爸恩章布第国王！可见，莲花生实际上就是出身于一个通晓佛学的高级巫师世家，而这种所谓的“密教”由来已久，至少从他的父辈开始，已经把原始巫术和佛学结合起来研究、传播了。
十、“显密之争”的根源
这些巫术渗入佛法之后，据说那些恐怖仪式可以让密修者快速获得巨大而神奇的法力，能迅速“即身成佛”，省事、省时、省力，还能获得“大喜乐”（你懂的），还可以用这种方法获得神秘力量对付敌人，多好的“佛法”啊！故而毗卢遮那受到赤松德赞的礼遇和特别信任，恩宠有加，却也受到了佛、苯两方面的强烈反对。莲花生、无垢友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对他的反对内容藏传佛教文献里记载很少；而对于毗卢遮那的反对，藏传佛教文献有些记载，还能详细地知道一点内容。反对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来自佛教的反对，寂护的门徒和印度其他显教的班智达们反对这种“金刚乘密宗教法”，坚决不承认它是佛教，这是佛教内部的显、密之争的缘故。
说到显密之争，现在有很多书和资料介绍，可是那个繁琐纠结啊，很多人看了也是搞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些书上说得玄之又玄，不是让你越看越明白，而是让你越看越糊涂。这是因为他们既想把二者区分开来，又想把二者都说成是“正宗佛法”，还要大加奉扬，不得不绕来绕去地弄玄、兜圈子。比如说由释迦牟尼佛讲授的内容显明易懂，便于参悟，是显教；由法身佛大日如来讲的东西，神秘深奥，艰深难懂，是密教，然后就是一通什么各种玄之又玄、云山雾罩的讲说，理论套着理论，术语连着术语，其实这都是故意忽悠人的。
我喜欢把那些被弄得神秘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明白：所谓显教就是大家所公知的那种佛学，钻研经典、讲说经义、参悟禅理、苦心孤诣地修行，穷尽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求得悟道成佛；而密教呢，这些都是次要的，或者说是可有可无的，他们的教法里充满了各种咒语、真言，各种“加持”、“灌顶”仪式，各种奇门异法的“密修”，所谓“从不可思议处入手”，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神秘的方法能“力伟功速，即身成佛”。
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瞬间就明白了：所谓显教就是真正的正统佛教，而所谓“密教”其实就是在佛教流行之后，由古印度和尼泊尔的巫师将原始巫术掺入佛法演变出来的一种所谓“佛法”，更直接点说就是一种“修炼法”，它的核心和主体内容就是巫术，或者说是打着佛法施行的巫术，也就是所谓的“密”或“密法”，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神秘巫术快速地取得效果，做到“即身成佛”。显而易见的，显教和密教虽然都宣扬“成佛”，可观点不同，修行方法不同，还都要说自己是佛法正宗，而“正宗”只能有一个，自然要打架，这其实就是显密之争的根源。单就一些方法上来说，最为人所熟知就是显教戒淫戒杀，而密教却讲求男女双修、在举行仪式时杀生乃至杀人，无论你说得再道貌岸然、讲得再玄之又玄，伪装得再多么“高大上”，它也脱离不了巫术的范畴，难逃为世人所诟病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所谓“显密之争”就是佛法和巫术之争！
这就像儒学和谶纬神学，儒学遵循孔子的遗教是“不语怪力乱神”，而谶纬却专门讲“怪力乱神”，里面充满了占星、望气、灾异、预言、占卜、符命、禳祓、神怪等玄学巫术内容，这本来都是方士、术士们搞的玩意儿，不是儒学里原有的，但因为汉代独尊儒术，方术士们为了生存和法术的流传，就把自己装扮成儒生，在研修儒家经典的同时，把自己擅长的那部分东西融进所谓的儒家教义里，于是产生了汉代的“谶纬神学”，作的谶纬之书也都打着五经的旗号，如《易纬乾凿度》、《尚书纬考灵耀》、《诗纬含神雾》、《礼纬含文嘉》、《春秋汉含孳》等等，他们说五经是“经”，现在这些是“纬”，还说也是孔子的传授，都是传播儒家经典和思想的，其实其内容只有很少一部分与儒家经典在离合之间，大部分与儒学全然无关，就是搭儒家的顺风车进行流传而已，属于夹带私货，结果是把儒学搞得乌烟瘴气。可它受到帝王们的重视和推崇，因而被儒生们继承了下来，也成了汉代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称为“内学”或“秘（密）学”，其书被称为“祕（密）书”——佛教密宗和这个很像吧？
所以呢，对东汉时期的儒生们来说，最高深的学问不是儒家经典的“五经”，而是图谶，五经弄得再好不懂图谶就不算博学鸿儒，有人甚至专门下苦功钻研它；有些不学无术的家伙也可以靠制作图谶从皇帝那里捞大官做。
其实谶纬本不是儒学里原有的内容，说得再道貌岸然、再玄之又玄，它仍然是戴着儒生巾的巫师，摆脱不了方术（巫术）的范畴，免不了遭人诟病，还要和传统儒学并驾齐驱甚至凌驾于儒学之上，正统儒学家们看不惯，自然也要打架，即使是在谶纬盛行的东汉，起来反对谶纬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这种斗争就是儒学与巫术的斗争。魏晋以后，帝王们发现谶纬这东西容易蛊惑人心，危及王权，所以下令禁谶，经过历代的不断毁禁，谶纬之学基本上被禁绝，从儒学里剔除干净。
说白了，莲花生、无垢友、毗卢遮那等人并非完全的佛教徒，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巫师，只不过他们学过佛法，比如莲花生，他显然不是懂巫术的佛学家，而是懂佛学的大巫师。上面说过，印度、尼泊尔本来就流行一种原始巫术，也就是咒术，咒师很多，即能降妖除魔，也能驱妖使魔，他们要靠咒语和巫术仪式来实现这些法术，这并非佛法。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同时参研佛法，自然就把他们擅长的巫术融进了佛法，也属于夹带私货。因为吐蕃信奉佛教，请他们来传法，他们也就把巫术的那部分东西打着佛学的旗号一并传入吐蕃。但是信徒们不管，只要是大师传授，都被看做是佛学精髓，都要被继承下来还要发扬光大。后来藏传佛教的很多流派不精研佛法，不肯苦行苦修，却把巫术的这一部分当成主要的修炼内容，男女双修、巫术仪式成了修炼的主要内容或者说高级内容，宣称不弄这个就不能成佛，其实这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了。
后来人的迷惘就是因为显密在争斗的过程中，又互相吸收长处加以融合并不断发展，在理论上就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再加上密教为了伪装自己造了无数的隐语、术语，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胡乱解释，想方设法往佛法上阐发，越弄越玄、越弄越乱，让一般学佛者一头雾水，这也正是密教想达到的目的，其实他们那些所谓的“密”说穿了毫无秘密可言。
到了后来的藏传佛教里呢，就把显、密结合起来了：把显教的修行方式当成基础入门，把密教的修行方式作为“高深”的进阶或者说成佛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藏传佛教实际上就是分成了两层：底层或者说低级阶段是显教，高层或者说高级阶段是密教，自然密教是最重要、最受重视的部分，所谓的“藏密”。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如果谶纬神学不是被禁绝的话，象东汉那样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么现在大家知道的儒学必定也会分为两层：底层的部分是儒家经典十三经，而高层的部分就是所谓“秘（密）学”的谶纬神学！
藏传佛教的这种继承的结果就给人造成了一个错觉，就是显、密本来就是一体的，都属于佛教的正宗，只是不同阶段采取的修行方式不同，这就彻底地搅浑了水：本来是两条不同的路，现在非要给拼接成一条，而且还要把后起的、并非佛法的密教当成离目标最近的那段儿，让人眩惑不？如果让唐代密教的大佬们看到了会高兴得放鞭炮，可如果让显教的高僧大德们看到了肯定会气吐血。那么现在很多人弄不懂、不明白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曾经在一些论坛上看到有人跳出来说：“我就是修藏密的，修了N年了，都是在参研佛法，从来没见过或没听说过有什么‘双修’和‘杀人’！”那是因为你还只停留在显的阶段，甚至你连显的门都没入呢，你以为跑到西藏去找个喇嘛喊声“师父”，学念两句佛经咒语、学打坐瞌睡几分钟就是修藏密了？开什么玩笑！这种“野鸡闷头钻”的货色你有什么资格接触到密的东西？
一些批驳藏密的人也是闹不清显密的纠纷到底是怎么来的，只是就密教的“双修”和各种灌顶、加持的密宗仪式骂，说不到点子上。有人还嚷嚷说“藏密修成的是魔，而不是佛”，可是你看看藏密里崇奉的那些本尊神祇，比如“金刚大威德”诸神，能弄明白“佛”和“魔”有什么区别吗？反正我是没十分弄明白。
我说的这些不管大家信不信、服不服，大家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藏传佛教典籍和研究的书来看看，最后还就是我说的这点破事儿，没有丝毫稀奇的地方。某些所谓“佛学界人士”当局者迷，解释“显密之争”的时候，不了解历史状况，只钻进他们的经典里，从他们的理论上说这个同咧、那个异咧，绕来绕去，其实他自己都绕糊涂了，搞不明白，以己昏昏怎么使人昭昭？所以只看这些人的介绍你就别想搞明白——什么事情如果不能它根子上找原因，就永远弄不清事实的真相。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显教的大佬们对密教的反对和排斥是很强烈的，对毗卢遮那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有一次毗卢遮那在给吐蕃王臣们讲授这种“密教”的“佛法”时，来了两个印度阿闍黎，听了一阵，就现场揭露说：“此藏僧从印度得不到法，便带了许多外道恶咒，要做败坏之事，是个外道，应该杀死！”这两个印度阿闍黎显然是显教的僧人，他们指责毗卢遮那的主要内容就是“外道恶咒”，认为传播这样的东西就该死，要求杀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