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密宗，简称藏密，从表面上看，他们也编纂经典，建造规模极大的寺庙，寺庙里摆设的佛像也很庄严，并有为数众多的喇嘛僧人聚居于寺庙中。可是，密宗实质上是套上佛法名相假冒佛教的外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喇嘛教。此喇嘛教在，借助政教合一的力量，得以流传千余年。由于佛教的法师、居士多不知喇嘛教的，故对这一观点将信将疑，他们疑问最多的就是以下两个问题：

　　历史上，密宗的确曾经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佛教中曾有一部分人擅长借助咒语以求和 佛菩萨、神相感应，以便得到祂们的加持和保佑，以减少学佛路上的阻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密宗。唐代，密宗传至我国汉地，称为唐密。唐密中依照《楞严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等经典，通过身语意三密相应，来求证真如佛性者，这才是真密。唐密中真密的修行者持戒极为严谨，不犯女色，不沾酒肉，更不会将杀生当作修行。唐密在唐代传到日本，形成东密、台密，唐武宗灭佛以后唐密在我国就失传了。

　　密宗的喇嘛不禁酒肉、破佛律仪，将邪淫的男女双身修法，当成“即身成佛”的究竟法门来修，其余所修的脉气、观想、灌顶、明点、诛杀法等等，也都是与佛法的修证无关的外道法。

　　密宗的修法和唐密中以三密相应求证真如佛性之真密完全不同。故太虚大师在其著作《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如是说：

　　“密宗之概史，溯密宗之入（中国）也，其最盛时，莫唐代若焉（唐密）！当开元三大士来华，一时君相，礼敬如佛，尊崇之诚，弘扬之力，可谓已极！（唐密）乃行世未久，忽遭武宗之摧残，……降迄元、明之际，亦有所谓密教（藏密）者，则非复开元之旧，蒙藏红教传来之另一种耳；其异唐密，更不知相差几千万里矣！”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藏密不是佛教的一支，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的高僧大德不出面揭露藏密的？”

　　关于这一点，太虚大师也有一个说明。太虚大师于1937年在汉藏教理院演讲稿《汉藏教理融会谈》一文里如是说：

　　“再讲显密问题。显密所以成为问题者，是由于密咒兴盛，而批判其余一切教法为浅显，成为显密对立，所以发生了问题。本来密教传到中国也是很早的，大概在六朝时候吧，便有了杂密的经典输入。但是真正的建立密教，还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当时有名的人物，如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都是专门弘扬密教的上师。并且在这时，（唐密）也传去了日本，并在日本形成东密、台密。中国的佛法，因为经过了唐武宗的毁灭，密教（唐密）也就一蹶不振，继之而起的是不立文字的禅宗。一直到了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很多帝王信仰密宗（密宗），在北方五台山等处也有很多密宗寺院；但多是喇嘛，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说汉土民间信仰只属禅宗等；其焰口和的密咒，虽普遍于民间，为社会的风俗信仰，然非寺中修习的正课，如禅门日诵中的密咒，不过是附属的一种助行罢了。在六七年前（约1906年以前），还没有所谓显密问题。近年来，因为密教的勃兴，一方面有由日本而输入中国的东密、台密，一方面由蒙藏关系的密切，而传来黄、红、白各派的藏密。汉地佛教有了密教而占有重要地位，形成显密对立的状态，因而又产生所谓显密问题了。”

　　太虚大师这一段是说：在历史上，中国内地的密宗（唐密），形成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6年以后），至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灭佛以后，唐密仅存百余年便失传了。唐以后的元、明、清各朝，因为蒙藏的关系，很多帝王信仰的密宗，乃是的密宗（藏密）。宋、元、明、清各朝，汉地佛教以禅宗、净土的修持为主，汉地佛教界和密宗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此对藏密也没有什么了解，即便是密宗的放焰口、密咒普遍于民间，但那也不是寺中主课，仅仅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形式罢了。直到二、三十年代，我国汉地灭绝一千余年的密宗密法又死灰复燃，原因有两个：

　　一者，日本的密宗（东密）传入中国。1915年，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两条就是日本对在华所设立的寺院享有所有权、日本僧人在华享有自由传教权。实是假传教之名，行帝国主义之实。随着日军的侵入，1924年日本的密宗（东密）僧田雷斧（太虚大师称雷斧“然虽冒僧正之名，实缺僧行”将东密传入中国。权田雷斧的王弘愿，从雷斧灌顶以后，在潮州、广州、香港、汕头等地开坛灌顶，几年间受灌顶者数以千计。期间，将密教再传到中国来，“复兴”密教，始作俑者，即是王弘愿，受其影响，才有僧勇、显荫等人东渡日本学习密法（大勇回国后即脱去袈裟还俗，后去学密，死于途中，显萌则死在日本，两人因为学密都受到了印光大师的批评）。

　　二者，的九世班禅、诺那“”因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争权夺利失势以后，害怕遭到达赖喇嘛的毒手逃到汉地来，为了生存不得不教授密法以取得供养，在这个时候，密宗的“密法”才被汉地的佛教界有所接触和了解。汉地佛教界接触了藏密以后，因密宗自夸是能教人“即身成佛”的“佛法”，鼓吹“显教（佛教）是密教的基础”，而轻视显教，再加上部分汉地的法师居士由于不了解藏密的，也随着密宗之徒贬低显教的教法，由此而形成了太虚大师所说的“显密对立的状态”、“显密问题”。

　　密宗虽然和汉地佛教界没有接触，但是却得到了封建帝王的支持。元、明、清各朝的中央政府，为了控制，故皆极力地笼络的当权者──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大喇嘛们。元、明、清各朝皆有不少帝王向喇嘛学习密法，他们所学的密法即是套上佛法名相的男女双身修法，以便和后宫众多嫔妃享受淫乐，如《元史·哈麻传》记载：

　　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儿法（男女双修法），秃鲁帖木儿将伽嶙真推荐给元顺帝，帝习而喜之，“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元顺帝遂广采民间，日以继夜地纵淫作乐）。又选彩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着闻于外”。

　　到了清代，仍然如此，如清代雍正皇帝提供雍和宫，供喇嘛修双身法，并在宫中供养搂抱女人的“欢喜佛”。《清稗类钞》中说：“大内交泰殿，即供欢喜佛之所”。在清代，“欢喜佛”曾被用来作为王室皇子们性教育的模型，“流弊所及，遂主淫风大甚，男女无别”。

　　太虚大师认为：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大多信仰密宗，但是藏密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这一观点，不仅为我国史实所证明，同样也得到密宗方面资料的印证，如密宗的根本经典密续《那洛六法》一书说：

　　“本来密宗在昔日，只有帝王可修，民间连密宗之名尚且未闻，遑论修持哉！雍正皇帝因敬重喇嘛之故，特将其自居之雍和宫供养喇嘛，作为喇嘛修法之地，由此可知密宗（其实是淫秽的男女双身修法“房中术”）之宝贵、喇嘛之尊高矣！”（《那洛六法》59页，道然巴洛布仓桑布讲述，卢以照笔录）

　　第一，既然历史上汉地佛教界和藏密没有发生接触，汉地佛教界当然无从知悉藏密的邪淫法义，也就谈不上批判藏密了。

　　第二，自元朝并入中国以来，因为处在偏远地区，中央对的管理鞭长莫及，所以元、明、清各朝的帝王为了控制，皆对藏地采取怀柔政策，藏地有名望的“”大喇嘛们往往受到优待，并封给官职，让他们直接管理藏地，甚至有的大喇嘛成为皇帝的“帝师”“国师”，这就是的政教合一制度。与元、明、清各朝帝王礼遇藏密的“”大喇嘛相反的是，此阶段各个帝王对于汉地佛教均采取限制发展的策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期间，如虚云老和尚于三十二年（1943年）在重庆慈云寺开示说：

　　“如喇嘛在中原弘法者，近来甚多，而政府特别加以崇敬，其意甚远。是否政府特别信仰，不得而知。惟对于中原青衣僧徒，则时加种种压迫，毁庙逐僧，不一而足。”

　　因此，元明清三朝是汉地佛教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在此条件下，即便是汉地佛教界知道藏密实质上是附佛外道，汉地佛教于自宗的发展尚且步履维艰，何况是出面破斥藏密的邪见？在封建极权的时代，如果高僧大德出面批判皇帝的“帝师”“国师”，批判的政教合一制度，不仅没有效果，而且难免性命不保。因此，密宗在封建王权的庇护下，并借助政教合一的制度，以武力财力作保障才得以苟延残喘千余年──这也是藏密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坐大千年的真正原因！

　　第三，密宗所传的密法，喇嘛上师都奉为“至宝”，上师即便是对，也要经过长期的考察（考察期多的有十二年之久──恐其淫秽的男女双身双法等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外泄为大众所知），严格的灌顶，才肯传授。所以汉地佛教界无法深入了解藏密的密法，所知道的仅仅是皮毛而已。直到二、三十年代，随着密宗以及日本的东密陆续传入汉地，尤其是法尊法师翻译了不少藏密自编并推崇的经论，如根本典籍《入中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汉地的佛教界这才有机会接触、了解、研究的密宗，并得出一些结论。以来，佛教界的部分大德，就自己所接触的藏密，随其理解的深浅，各有看法，略述如下：

一、佛教四大德之一──印光大师对密宗的态度  http://www.4fo.cn/club/show-5882.html